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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老无所依的情况确实是广泛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2023年山东省成武县披露出来的数据，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平均每月是七千多，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三千多，而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只有170多元。从这个金额来看，前两者还是可以靠养老金养老的，而农民则不可能，中国60岁以上的城乡居民高达1.6亿人，其中1.2-1.3亿是农民，养老金过低，加上农村养老设施欠缺，购物和看病不便，并不适合养老，所以会出现大量的超龄体力劳动者，60多岁甚至70岁还在从事保洁、保安、搬运、农业工人等底层工作，他们牛马一生，老无所依。超过60岁的高龄劳动者如果猝死，还面临因为无法确认劳动关系而索赔无门的境地。10.7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中，同时交了失业保险的只有2.5亿，这意味着大约只有2.5亿人是真正的稳定就业人群，其他大部分人的缴费是断断续续的，不稳定的。所以，中国1.6亿老年城乡居民（包括没有办法连续缴纳职工社保的老年农民工）以及几千万缴费年限比较短的城市新工人，确确实实面临超龄劳动、老无所依的问题。

　　养老金发放说到底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而分配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养老金总量不够的根源还在于生产关系上，随着土地流转和快速城镇化，大多数劳动者现在处在雇佣劳动关系下，他们拿到的工资只是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由于缺乏工会对资方的制约，中国工人拿到的工资多数是贴着最低工资发的，是低于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据统计， 各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都在2000多元，最低的江西刚好2000元，最高的上海2740元，工人只有拼命加班，才能增加收入到四千，这个收入在城市租房和吃饭之后，所剩无几，再拿出几百块钱交社保，压力可想而知。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工人的工资只能满足工人自己的生活，而无法满足结婚、生育和养老的需要，这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以及养老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劳动力再生产在19世纪马克思笔下只是劳动者及家属生活和教育的费用，但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以及文明的发展，理应包括失去劳动能力之后的养老的费用，但全国最低工资只有两千多的现实下，工人怎么可能愿意再去缴纳社保。

　　工人创造的巨量财富到哪里去了呢？先说财政这一块。中国政府去年的税收是17.4万亿，非税收入4.4万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万亿，总共是28万亿，这些钱投向行政管理（体制内人员工资福利），基建投资，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还有就是给老百姓的福利和补贴。当我国财政支出在2006年突破4万亿大关的时候，行政管理费也随之站上约24%的比例高位。从权威统计数据来看，1978年-2012年的3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增长了411倍，而同期财政总支出只增长了112倍。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12年18％，在所有支出项目中处于领先地位，远远高出德国2.7％、英国4.2％、韩国5.1％、法国6.5％、印度6.3％、和美国9.9％的水平。而2013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贴为7371.5亿元，当年财政总支出为13.97万亿，社保补贴占比仅5.3%，远低于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近几年的行政管理费无法查到相关数据，但持续至今的“考公热”从一个方面佐证了这笔费用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

　　财政支出中还存在巨大的腐败和浪费，腐败就不说了，随便一个部级干部抓出来就是几个亿的身价，与腐败并存的是政府投资的严重浪费，现在每年披露出的地方政府巨额投资打水漂的案例举不胜举，2020年媒体披露，一个小小的贵州独山县四百亿的投资打了水漂，几乎无效益，再如，今年纪委披露出来的恭城瑶族自治县不顾当地实际条件，在缺乏人才、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建设总占地面积约140亩的瑶汉养寿城文旅项目。项目规划总投资16.5亿元，目前实际投资5.4亿元，已经烂尾，浪费严重。这些钱足以支付许多年的本地老年农民1000元的养老金了。

　　再来说说企业。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7.4万亿，看上去不多，但这与利润核算方式有关，也就是企业高管作为职能资本家以中间费用的方式占据了许多的利润，比如，美团号称是亏损，但不影响股东赚的盆满钵满，不影响高管们每年几千万的收入。国家电网也长时间亏损，但这不影响大学生挤破了头想进去上班。国家统计局也承认，今年1-5月，规模以上企业的毛利润是增加的，但净利润减少。在中国的财务规则下，毛利减去净利的差额主要是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这些非生产环节的费用挤压了提高了工资的空间，比如，2024年A股491家上市药企销售费用总计3286亿元，平均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为22.66％。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应该减少中间费用和高管的收入，全额给劳动者缴纳社保。

　　首先要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中国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考虑了残疾人因素的过低的标准，按照国际一般标准，一个手脚健全的劳动者的最低工资至少应为社平工资的六成，现在多数省份的社平工资在7000-8000元左右，打六折的话至少最低工资要提高到四千。社平工资现实中只是社保缴费的基数，而不能成为最低工资发放的参考，也就是劳动者交钱的时候要参照社平工资，而拿钱的时候不能参照社平工资。这是明显有失公平的。社平工资作为社保缴费基数，是偏高的，因为全社会能达到社平工资的人是少数人，以上海为例，2024年上海的社平工资是1.2万/月，但工资中位数只有6378元/月，仅为社平工资的52％，这里面明显反映了收入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劳动者对社保缴费的抵触，其中一个原因就来自于这里。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是非常必要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对缴纳社保就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就在于他们扣除社保之后，还有比较可观的收入，缴纳社保使得退休之后有所保障，当然是愿意的。

　　大企业工资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舆论所关注的小餐馆交社保可能关店的问题，实质是经济不景气带来的，而不是因为交了社保就会倒闭。网上有很多工地吃播显示，在没有房租成本的情况下，9-10元的快餐都能做出有鱼有肉的自助，还有利润，但在小餐馆吃饭甚至在许多学校食堂吃饭，要吃饱基本都在15元以上了，这里面实际上是地租太高导致的。但地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量，是可以降低的。社保本身就是劳动者工资的一部分，只不过通过一种强制储蓄的方式放到未来使用，这部分的增加，减少的是雇主的利润和房东的租金。涨工资，交社保之后，担心雇主关门，担心物价上涨，都是多余的考虑。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工资的上涨只会使得利润下降，但不会使利润消失，一般也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物价上涨来源于超发货币，劳动者感觉工资上涨会带来物价上涨，主要是一种错觉，还有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带有垄断性的的房租上涨给人的感觉。控制物价上涨，主要是要限制政府滥发货币。包子店只会因为味道差倒闭，你见到哪家店是因为社保倒闭的，包子店做的好吃，承受不了租金，完全可以另外找个店面。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很多包子店用死猪肉、鸭子肉和地沟油做包子，卖两元一个，如果政府严厉打击，或者消费者不买账了，老板被迫用好肉做包子，成本也会上升很多，但这并不会使包子店倒闭，因为同行竞争，一般也不会涨价，而只是使原来黑心老板的超额利润没有了。

　　第二，要在限制劳务派遣和小时工使用的前提下，由雇主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免除个人缴纳部分。前面提到了，社保实际上是工人工资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由雇主来支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劳动保险制度的时候就明确规定：“劳动保险金，不得在工人与职员工资内扣除，并不得向工人与职员另行征收。”现在劳务派遣滥用，国有企事业单位是重灾区，就连中小学教师、中专教师都有劳务派遣化的趋势。劳动关系不确定，雇主都难以确定，更不用说缴纳社保了，这种生产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该率先减少劳务派遣的滥用，全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和从事建筑工、月嫂、保洁、保安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固定的雇主，但因为农民曾经五十多年无偿缴纳过公粮，还要低价把余粮卖给政府，只留下很少的口粮，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该对新农保加大补贴力度，保证农民过六十可以享受一千元养老金。90年代，因为国企工人集体抗争的压力以及他们曾作为国家正式职工的身份，使得不仅是在岗多年的工人，也包括工龄很少的工人、甚至没有工龄的家属都享受到了养老金，现在平均达到了三千多。

　　总之，养老问题在财富喷涌而出的今天，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制定各种政策。2005年的时候，时任山西省省长看到矿区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下决心解决煤矿工人的住房问题，要求市政府拿出一定的经费来投入，各地都说有难处，省长说拿不出的就不要买新车了，领导不能出国，不准上酒，结果半年之后钱都拿出来了。现在无论经济总量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远多于十多年前，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加大对养老金的投入，使得劳动者老了在养老金、看病和吃饭方面能够得到保障，实现老有所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