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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政策是对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新国九条中“关于推进公募基金改革、促进证券基金机构高质量发展、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之顶层决策的落实举措。随着公募基金行业管理规模突破30万亿，取得阶段性的发展成果，但也同时面临投资者实际获得感不足等问题。依据《行动方案》规划的指引，公募基金行业将迎来重大战略转型，从过往追求规模扩张，逐步转向更加注重投资者回报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要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扎实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促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建立与基金业绩表现挂钩的浮动管理费收取机制。未来新设立的主动权益产品要大力推行浮动管理费模式，并且要基于业绩比较基准确定具体适用费率水平，业绩超基准的收费升档、业绩低于基准的收费降低，体现“与基金业绩挂钩、投资者回报绑定、鼓励长期持有”的导向。浮动管理费类型产品过去也有，据Wind统计，目前仅有138支公募基金产品收取浮动管理费，其中有49支为偏股混合或普通股票型基金，相较于市场整体，这个数量较少。

　　头部公募需要保持市场地位及规模优势，但主动管理策略的容量天然存在阈值效应——伴随管理规模扩张，其获取超额收益的边际难度增加。头部机构需平衡“主动管理能力与规模扩张之间的矛盾”，或将导致商业模式的变化，在追求超额业绩回报的同时，更加关注负债端持有体验，转型发力负债端投资者服务，基于工具型产品布局（如SmartBetaETF、指数增强）和负债端管理能力（如投顾服务），优化投资者的持有体验，提高投资者的获得感，以负债端服务助力资产端规模提升，资产管理机构逐步向财富管理机构转型。

　　为什么要着力解决投资者“所见即所得”的问题？根据《2022年公募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H1近三年偏股型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为22.92%，而基民为19.3%，近五年偏股型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6.06%，而基民为10.92%。“基民收益不及基金收益”、“基金赚钱而部分基民不赚钱”的问题跃然纸上，究其原因之一就是重首发销售的卖方销售模式客观上推动了投资者加快资产轮动。后资管新规时代满足广大居民财富需求仅靠资产端“业绩赛马”是无法满足的，在提升资产端投资收益的同时，亦需要降低负债端“资金成本”。真正实现投资者账户业绩的提升需要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6）优化权益类基金注册安排。实施ETF快速注册机制，原则上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注册；主动权益基金和场外成熟宽基指数产品10日之内完成注册，对有一定股票仓位的二级债基或偏债混合产品则是15日之内完成注册。2025年1月23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时，就提到要实施股票ETF产品的快速注册机制，便利中长期资金投资市场，一方面这对资本市场是长期利好，另一方面这次对其他权益类型基金也都优化了注册程序。

　　2）强化核心投研能力建设。《方案》提出建立投研能力评价体系、支持“平台式、一体化、多策略”投研体系建设，以及鼓励AI/大数据技术应用，通过资源投入与模式创新，推动基金公司持续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允许员工持股、强化跟投比例与锁定期要求，结合“绩效薪酬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机制，形成“利益绑定—风险共担—长期考核”的闭环，从而缓解行业短期规模导向、人才高频流动等问题，留住核心投研团队，培育真正的“长跑型”机构。

　　4）进一步加制供给，强化监管执法，将“长牙带刺”落到实处。政策提及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加强基金公司股东股权、公司治理、基金运作、人员管理、市场退出等重点领域制度供给，丰富监管执法手段，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推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从严打击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从政策全文来看，未来监管部门还将陆续出台各方面政策，落实改革举措，值得期待。

　　总体来看，《行动方案》作为一套纲领性文件，为后续公募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是一项长期和系统性的工程。如表1所示，行动方案中提及要修订和发布的制度和规章多达十余条，作为落实此前中央决策的关键举措，《方案》重点针对公募基金行业的经营理念有偏差、功能发挥不充分、发展结构不均衡、投资者获得感不强等问题，提出“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扎实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形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拐点”，实现从重规模向重投资者回报转型。

　　《行动方案》的核心要点在于，将收入薪酬、KPI考核、公司评价等基金公司的核心利益与投资者实际回报绑定，将KPI考核、产品准入、牌照申请等销售渠道的运营命脉与投资者盈亏情况挂钩。通过将公募全行业诉求与投资者利益绑定，从而推动行业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买方转型。《方案》中对于浮动管理费率的规定，要求基金公司绩效考核、薪酬与投资者盈亏情况挂钩，将投资者盈亏及占比等指标纳入基金公司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评奖体系，以及建立基金销售机构分类评价机制、将投资者盈亏与持有期限等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对排名靠前的销售机构在产品准入、牌照申请等方面依法优先考虑等举措均是这一监管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是产品角度，围绕权益类产品和长期投资的核心主线，主动产品围绕超额α和浮动费率运作，被动指数围绕市场β和低费展开。正如《方案》中所述，“大力提升公募基金权益投资规模与占比”、“全面强化长周期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推动基金公司着力提高对各类中长期资金的服务能力”，“对新设立的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大力推行基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浮动管理费收取模式”，“引导行业机构适时下调大规模指数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等等。

　　二是渠道角度，坚持向买方投顾模式转型。投资者盈亏这一指标贯穿《行动方案》始终，而投资者实际盈亏取决于产品收益、和非理性投资行为带来的损失两者，前者由市场和基金公司的资产配置决定，后者由渠道推动下的客户投资行为决定。为提升投资者实际回报，“所见即所得”，弥合投资者账户收益和产品收益间的偏差，仅靠资产端“业绩赛马”是无法满足的，在提升资产端投资收益的同时，亦需要降低负债端“资金成本”，真正实现投资者账户业绩的提升需要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其实，美国财富管理行业也存在着“产品赚钱而投资者不赚钱”的问题，Vanguard（先锋集团）的研究数据显示，2011~2021年期间，投资者获得的回报低于其投资的基金，平均而言，这种差距在更为集中、细分或与整体市场差异较大的基金类别中最为明显，而在更多元化的类别中（通常包含不同比例的股票和固定收益资产），这种负向差距较小，但是，财富管理机构若通过行为指导等方式为投资者提供支持（负债端运营），最多可为投资者减少200bp的损失。

　　展望未来的行业发展，负债端改革或重于资产端博弈。资产端超额收益收窄已成常态，解决“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核心在于负债端管理：加强逆周期布局，在市场相对低位通过封闭式产品、智能定投等工具引导资金入场，高位限制募资规模，打破“高点募资-下跌赎回-收益损耗”的负循环；直面投资者行为痛点：将投资者交易损耗量化披露，通过费率奖惩机制抑制非理易。作为资管机构和代销机构，需要重视行业或将发生的改变，更加重视“保有规模考核”取代“首发规模竞赛”，推动渠道从交易佣金模式转向客户资产增值分成模式；实施管理费与长期业绩挂钩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倒逼机构提升投资能力与客户陪伴水平。